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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之路

[内容提要]由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模式的讨论,需要我们在一个理性的层次上思考北京共识的含义以及与此对应的华盛顿共识的内容。本文通过对两种共识的比较和对中国发展现状的考察,在层次上理清我们到底应在何种意义上分析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关 键 词]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 中国之路

一、 北京共识的提出和中国模式的讨论

1、 北京共识的提出

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伯﹒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在雷默的报告中,所谓的北京共识,主要是对中国的崛起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概括,用北京共识的提法主要强调其与华盛顿共识的差异甚至对立,表明中国根本不是按照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金科玉律”而发展起来的。雷默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特征(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并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雷默语)便是“北京共识”,并认为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此后,有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讨论一直在学术界和舆论界相当活跃。比如仅以2005年5月份为例,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的《卫报》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速度一样快 。雷默的北京共识概念,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有相关的论文发表。

北京共识的提出以及由此引起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表明了有关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但被关注,而且在理论层次上得到概括和升华。它表明了理论界希望对中国发展之路加以总结的努力。北京共识没有在意识形态上给中国的发展之路套上任何外衣,它既没有标明它是社会主义的,也没有标明它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它以一个看似中性的词语,展现了中国寻求自身发展之路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共识是对中国官方宣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回应与肯定,北京共识与中国的发展之路表明,在发展的道路选择上,世界是多元的,并没有一个最优的模式可以选择,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道理看似简单,但过去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理论界并没有认识清楚。华盛顿共识便是追求普遍发展模式,认为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产物。

2、 北京共识的对应物: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术语最初在1989年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提出。在一个会议上,威廉姆森的论文中第一次使用“华盛顿共识”的概念,并列出了针对拉美的十项经济政策清单,认为这清单是在华盛顿的每个人都会赞同、几乎拉美每个地方都需要的。这十项建议清单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

但是,这些市场化的政策在拉美国家实行之后,尽管有一定时期的发展,但之后却使这些国家陷入危险的经济倒退,由此华盛顿共识引起广泛的怀疑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撰文《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认为,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当然,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也不只是斯蒂格利茨,确实,威廉姆森的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并没有诊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导致的广泛怀疑是必然的。华盛顿共识及其失败,表明了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的尝试遇到了障碍,从而导致我们对发达国家模式的普适性的怀疑。

北京共识,正是基于对华盛顿共识的深深怀疑而提出来的。北京共识是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的示范效应的表述,正如雷默所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经济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北京共识以及背后中国的发展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表明了一种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尝试的成功。

3、 中国模式的讨论

雷默的北京共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如果说雷默的论述是在一个国际知识界的背景的阐述的话,中国的学术界和舆论界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问题。因此,在中国本土,所谓的北京共识的讨论被另一个概念所取代:中国模式或曰中国发展之路。

诚然,雷默的东西在思想上很难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但是雷默的论述引发了学术界对有关中国发展之路的自信。在雷默以前,所谓的中国模式往往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联系,而后者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巨型箩筐,只要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往里装,导致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延缓很多改革,维护当局者特权的借口。而雷默在一个国际的视角下,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有力的论述,从而使学术界重新找到了有关分析中国发展之路的路径,并引来了很多学者的回应。黄平、崔之元、胡鞍钢、俞可平等目前比较活跃的学者,都撰文表达同一个思想:中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由此中国的发展之路就不能脱离这种独特性,因此,只有中国自己才知道到底如何发展。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也告诉我们,中国以一个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方式,使经济增长持续得高速增长,让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关于中国的发展,确实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上述学者的论述,用经验说话,自然也就找不到反驳的余地。但是,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存在另一种声音。比如有学者就认为,“北京共识”不是“共识”。我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我国推行了谨慎的民营化、市场化、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减小政府规模等等。这些都是“修正的华盛顿共识”的内容 。

因此,关于北京共识能否成为共识,以及它在什么程度上是一种共识,目前国内学界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论述。

二、 各种论争的焦点与假设

1、 关注焦点:基于过去还是面向未来

尽管从字面意思看,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是对应的。那么,二者是如何对立的?前者在什么层次上反驳了后者?所有的论述和反驳都是强有力的吗?其实,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论述,就可以发现二者的论述处在不同的层次上。因此,这里有必要对二者的争论的层次和限度加以澄清。

首先,北京共识的提出,在反对发展道路的一元论上是有力的。雷默的北京共识,基于的是中国经验及中国效应。无可争辩的两个事实是:(1)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持续的经济增长;(2)中国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是非常独特的,中国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所开列的药方。而相反的,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近些年却陷入了经济困境。很明显的,华盛顿共识在解体,而新的中国发展经验,正越来越受关注并被周边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比如越南被认为是借鉴中国经验并取得较为成功经济发展的国家)。因此,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一种与中国发展经验相关的北京共识已经出现。

其次,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基础是不同的。北京共识的基础是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发展。而华盛顿共识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毫无疑问,从迄今为止的经验来看,中国经验本身就很难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竞争。毕竟中国的发展才几十年,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中国还是中下等收入国家。而且,中国的发展还没有走上一个稳定的路径,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也因此在中国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关于“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尽管中国的发展有力地反驳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但这种论调出现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发展受到的怀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共识基于的中国经验,与华盛顿共识基于的西方经验,尽管无法判断两种经验孰优孰劣,但从经验的成熟性来说,中国经验更需要时间的检验。

再次,两种共识出现的目的存在差异。北京共识主要是对过去发生的中国经验的总结,并由此反驳华盛顿共识的正确性。而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却不是出于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的考虑,而是要为拉美国家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因此,北京共识主要是基于过去的,而华盛顿共识却是面向未来的。这种不同在论证上导致的是:由于北京共识是在中国过去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因此,关于北京共识的论证是几乎无法证伪的。因为它只是对过去的总结,而过去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相反,华盛顿共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后来得到实施后有成功阶段,也有失败,当然目前人们是以失败的结论来看待华盛顿共识的。但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却认为,这些清单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实现这些清单的条件异常复杂,需要在特定的时期用特定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在认识论上,华盛顿共识目前我们只能说它还没法证实,但我们不能下结论说它就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北京共识是无法证伪的,华盛顿共识是无法证实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是如此。从两种共识各自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有如下结论:

层面 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

经验基础 中国经验 发达国家的经验

道路选择 自己的发展道路 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

论证限度 是基于过去经验的论述,在反驳华盛顿共识方面是有力的,但无法给出面向未来的指针,无法回答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部分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无法证明是清单本身的错误还是手段选择的错误

2、 前提假设:所有的发展是否要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是绝对的?这就有必要考察二者的前提假设问题。华盛顿共识的前提假设是很明确的,就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具有普适性的,这些清单所开列的条目,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即它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所必需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走向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推行和实现这些清单条目。相对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前提假设并不明显,北京共识只是表明,过去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去做。因此,关于此二者,存在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是否所有的发展都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或原则?北京共识或中国的发展是否说明根本没有所谓的普适性的原则?假如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推出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根本没有普适性的原则的话,就意味着在根本层次上,即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上,不同地区也是不同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有必要探讨:不同民族之间是否在人性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否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由此推出: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否在西方国家以外是不适用的?进一步推论,如果上述的回答都是“是”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几乎不存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易行为,因为相互之间的人性假设和交易行为差异太大,于是就无法沟通交易,也因此意味着经济学家辛苦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都要被推翻,因为没有普遍的原则或定律,也因此意味着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经济学。显然,这些判断在事实检验中都是可以被反驳的,因为目前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贸易都认同普遍的规则,这种规则显然是建立在共同的人性基础上的。因此,世界的经济运行背后,应该有共同的原则可循。关于这方面的论证,似乎会显得不着边际,但即使通过日常的交往、观察和感知,所有的人应该都会认同上述的这个判断,它应该被认为是公理而不是需要论证与争论的假设。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北京共识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就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

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十项清单,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被认为是必需的。尽管目前在拉美国家的实验失败了,但我们依然很难反驳这十项清单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或许十项中的有些条目并不是必须的,但有一些条目,则是所有的市场化改革中都在努力达到的目标。因此,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不在于清单本身,而是不同的国家在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上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速度和方式实现这一过程。北京共识没有在市场化的终极层次上反驳华盛顿共识的清单,它只是强烈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即使北京共识想要反驳华盛顿清单内容,它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中国的经验目前根本无法证明市场将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在前提假设上,北京共识不能否认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也不一定是华盛顿共识所开列的十条。而华盛顿共识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它可能找错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单纯地认为不同国家在选择市场化的路径是相同的。北京共识正是有力证明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市场化道路选择。

三、 中国发展之路:前景光明还是危机四伏?

1、 基本判断:目标的同一性和道路的多样性

中国的发展尽管与西方发展路径不同,但中国的方向依然是市场化。至于这个过程如何实现,需要多长时间,则全赖中国自己的判断和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选择。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统一模式可供选择,有的只是根本的市场原则。这是必须要有的信念,否则我们又会陷入知识虚无主义,在前进的道路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如果将中国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开去,我们不但要发展经济,而且要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因此,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东西方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我们无法否认这些价值的普适性。因此,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西方国家背道而驰,中国的发展依然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共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特的国情,而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这样其实就否定了人类文明已有的成果。因此,在理解中国模式的时候,必须要在立足自身的时候放眼世界。所以,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标的同一性和道路的多样性,由此衍生出发展模式的独特性。

2、 持续的制度创新还是会制度锁定?——中国发展中的结构隐患

北京共识的提出与阐释确实给中国人增加了自信。但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崩溃论”都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现状和问题。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但这种独特性到底是一种经济理性选择,还是一种政治理性选择?每一步的选择到底给后面的选择产生了什么影响?

中国的改革进程,有人说是从增量的改革开始的,即在不触动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而使大多数人获益。在体制改革方面,我们首先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于是有人提出改革的三个递进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情况如何呢?增量改革和纯粹的经济体制改革,当然在过去的20多年里持续促进了经济发展,但这种缓慢的进程导致大量既得利益的出现。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与投资使得政府自身成为企业家,于是官商勾结,腐败滋生。而更多的百姓却不断边缘化,他们没有从改革进程中持续得到好处。种种现象背后,都潜藏着结构性的矛盾与问题。

结构性矛盾在于:在权力结构上,目前中国的权势集团已经显现,这个团体包括政治官僚阶层,大多数在改革中不断被重视的知识分子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这在地方层次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民主化推进的滞后,使得民众无法对权力进行监督,也无法开展持续的公共讨论。目前导致这三大精英联盟,不断寻求自身的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没有资源与这三大精英团体对话,从而在很多方面被边缘化。当然,目前的三大精英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流动的,普通百姓通过努力,也有可能加入这个集团。这种权力结构的出现,使得精英成为既得利益的维护者而不是创新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政府对企业的投资造成大量的低效的企业和低效的公共设施运行。企业则往往向政府行贿开展寻租行为,获得自己的利润。知识分子在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中也是受益群体,他们在公共领域基本保持缄默。而民主化的滞后,导致人民无法监督政府,政府也就不可能真正对人民负责。当然,目前还很难说这三大精英集团的联合是非常稳固的,但假如政治民主化依然无法推行,则整个社会极有可能会出现危机,不但是政治危机,也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创新和效率。

这种权力结构自然是影响经济的,由于政府的投资过大,导致这些企业缺乏效率,没有创新的动力,而政府的这些投资,在政策的保护下,又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得民营企业壮大很困难,民营企业的羸弱和国有企业创新动力的缺乏,使企业整体缺乏创新能力。

这种权力结构也影响了社会,这种结构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成果主要被这三大精英集团所攫取,而广大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却面临着温饱、教育、贫困、医疗等种种问题。政府把改革以来的大部分收入都投入城市,城市的投入获益者又主要是精英团体。这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异常激烈,社会矛盾突出。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尽管在总量上说是成功的,但它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受益,广大农村正在被现代化的发展所边缘化。

在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方面,目前的中国是危险的。诺斯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国家的作用不是单面的,它既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陷入困境甚至倒退。至今为止,协调的发展,甚至纯粹的经济持续发展,对全球而言依然是少数国家才拥有的稀缺资源。有学者就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自身的终结;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至今为止的世界发展确实证明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势地位。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道路设计,能否成为超越西方的道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境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时间,需要实践的证明,而这,我们必须要创制出比当今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制度。目前我们的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有可能陷入发展的困境,如果这样,我们就无法证明我们比资本主义优越。因此,当下,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积极创新,不断改革,从而创造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5、《21世纪经济报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2005年3月28 。

6、俞可平、庄俊举:《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7、冯兴元:《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没有共识的共识》网络资源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9月29日。

8、Stiglitz, J. E. [1998]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 Helsinki, January 1998, reprinted Chapter 1 in The Rebel Within, Ha-Joon Chang (ed.), London: 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 17-56

9、Hoff, K. and J.E. Stiglitz [2004] “After the Big Bang? Obstacle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3), June 2004, 75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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