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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或元叙事的合法性

【内容提要】詹明信的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融入到后现代理论话语中,而这一点恰好是经典理论与后现代状态的理论困境之所在。其中总体性问题是他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最大分歧。本文就这一问题对其基本叙事理论的根基进行分析,以探讨总体性观点在当代理论中的合法性。

【关 键 词】詹明信/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总体性叙事/合法性

【 正 文】

詹明信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目标,如他自己所说,是想用一个有调解作用的中介性概念来准确表达和描述各种文化现象整体的构造模式,从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考察。这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出发点仍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内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性反思。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综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一种当代重构。而这一目标也决定了他的叙事视角的选择。

在对后现代文化进行的全景式扫描之中,詹明信始终维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仍然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他甚至从文化层面上将美国乃至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视为“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统治世界新势头的一种内在的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表达”[1](P57)。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化理论始终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原则。他坚持认为,文化领域里的每一种后现代立场从里到外无一不是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姿态。

虽然詹明信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一场文化灾难。但他同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证地指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合逻辑的发展。他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众多的后现代理论家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当代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结构存在着具有断裂性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且指出,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从文化上统治着晚期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一种超越既往的资本主义所有现代形式的全新经验和意识形式。

正是这一经验意识形式构成的逻辑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一系列的深刻文化转变: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界线被打破;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和同化使其丧失批判颠覆锋芒;文化的全面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批判性距离的消失;异化感、焦虑等现代人的困扰消失;主体性急剧解体引起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感在现代观念中的不断弱化;以及后现代的虚拟性超维空间导致的方向感的丧失。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由图像与幻影构成的文化所投射出的巨大超现实,它具有零碎或片断性的基本特点。

指出并承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或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断裂性特征是詹明信与多数后现代理论家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许多后结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詹明信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点出发,认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但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是对当代潮流的一种抗拒,更重要的是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而拒绝放弃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坚持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则是詹明信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理论分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对总体性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一致认为,总体化理论意味着对多元的差异性事物进行镇压的图谋,是为一种总体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此基点上构筑其合法性。利奥塔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价值尺度,而现代理论描述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却又是不可靠的。这便导致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对总体性话语提出质疑。在利奥塔看来,这样的一个能够支配我们所有领域原则的总体性叙事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不同语言游戏的不同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语言游戏的这种不可通约性表明,语言游戏具有多元性和迥异性特点,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叙事之下。所有对总体化理论的质疑便指向了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即力图向人们提供一个将所有证明的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的证明的陈述——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对于这种元叙事的不信任便是“去合法化”,被合法化的经典叙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元叙事话语便遭到颠覆。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对一切可能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决定的能力。“宏大叙事已失去它的可信性,无论它采取什么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解放的叙事。”[2](P66)。在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在像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分裂或断片似的状态中,存在着只是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差异或异质性才是其根本。

詹明信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主要也是依据现代语言学与叙事学理论,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基本观点,声称“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是所有解读与阐释的惟一视界”[1](P17),并坚定地维护总体性理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他用“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来说明总体性的主导叙事的合法性。这一术语,在其他后结构理论者看来,是带有权力话语的霸权特征的总体化叙事,是将自己定位于所有叙事之上的一种元叙事。而在詹明信看来,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并非像利奥塔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相反,它以一种寓言的形式在继续构筑着人们的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无意识深处,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非因果论,将社会历史结局视为任意性的结局的观点,詹明信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坚持社会总体性决定论模式,将历史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连贯叙事。在对利奥塔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叙事理论合法性的回应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将商品化的原始动因伸展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每一领域,贯穿于知识、信息以及无意识自身在内的每一领域。依据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基本特征,詹明信断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文化类型。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便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相应文化阶段。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新兴的文化与此前的某种主导性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各时期之间的急剧变化并不普遍地涉及内容的完全改变,而更多地是一定现存因素的重构:前一阶段的或制度的从属性特征如今可成为主导性的,再往后又从主导性成为次要性的了。”[3](P123)这一分析既辩证地包含有对后现代形式的断裂特征的强调,同时又含有对与后现代形式之前的形式在逻辑上的延续性推论。这一论述表现出詹明信的叙事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语境化阐释。

詹姆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角度可以让人更为深入地理解他的总体性立场。他接受了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认为在文学叙事中更能使人看到总体性的方式。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詹姆逊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应承认作品自身的整体性;其次,对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须“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些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时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必须将它置入不同的阅读语境中来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进行解释。就文学的形式而言,他也认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是有变化的,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是先存在于相对而言是一种系统的复合体中的,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3](P125)。这样,单个的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得到对比研究,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的辩证的说明。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在关于总体性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性表明,这一问题恰好是他与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理论分歧与论争的焦点。他指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总体观,认为无论社会制度、艺术作品或哲学,只要试图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就会带有总体的压制性质。詹明信在研究了流行于欧美社会中的各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后发现,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与挑战,能完满地阐释马克思原著中根本的哲学观念的便是卢卡契的思想理论。而卢卡契理论的最突出建树和核心观点就是总体化理论,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认识论原则,并把所有对世界进行感知和认识的不同方式融会其中。他的先决观念就是视整个社会生活为一体。更进一步地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每个人的心智会受其自身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但就人类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置身于某个让人难以直接把握,有着它自身规律的大网之下。因此,当今某些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地方,恰恰能证明它的生命力优于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基于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大胆地声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尤其是它旨在联结打通不同学科及其学术语言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容忽视。由于辩证法规则是唯一不受制于某种专业语言,而超越各专业之上的,詹姆逊称之为“超规则”系统。有了这一认识基点,詹明信便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

而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况而言,詹明信进而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后现代文化在詹明信那里便被解释为商品化的更高级和更纯粹的阶段。詹明信同时坚持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不可还原,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导性文化,意味着抗争性、抵消性的逻辑和倾向在一个复杂的力量场里的运动。建构这样的一个描述模式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便体现了他的这一总体性理论构想。语境化是评估后现代文化多元性的有效途径,“只有依据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观念或霸权主义式样,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估价”[4](P146)。

詹明信对后现代理论的最富挑战性的理论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将现象进行连接。他从两个方面为其总体化理论的合法性进行辩解:首先,差异自身不可能在关联着的系统的语境之外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符号或代码意义都产生于它自身所在的系统之内,都是在其具体的语境中被理解的,因此,这一文化语境就具有总体性的价值特征。其次,总体化的分析对于描绘资本主义霸权化和体制的效果图式是必不可少的。詹明信认为,对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强调一方面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来将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忽略了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的弊端。

毋庸讳言,詹明信对总体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筑基于其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内在的逻辑发展规律。而这一点又必然伤害到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立场,即认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这显然与他的社会批判立场相矛盾,似乎也是其理论立场的致命伤。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便会陷入另一困境。否定总体性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批评现代性的同时肯定了总体性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与现代性断裂的后现代状态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预设。而且这个后现代性概念的预设实际上是设定西方社会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总体叙事,因此他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总体化的立场。正是现代性及其急剧的历史断裂的理论预设导致了对一个全新状态的描述,并以此证实后现代术语的合理性。总之,后现代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总的控制性叙事和总体性的概念的基点上。

从总体上看,詹明信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后结构主义者对元叙事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就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因为被标上“后”这一前缀的术语终究会将人们带入历史的连续性的话语之中。任何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而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话语中所暗示着的某种总叙事、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相继性的思想。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普遍标准和原则的放弃使他们排除了常规的批评立场,而他们对总体化思想、宏大叙事以及其他现代知识的特征的攻击又恰恰使他们陷入另一困境。如果我们在描述中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状态确实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进行我们的文化批判,那么,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的立场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又可能将我们带入到某种理论预设之中,从而使我们陷入现代思维模式,承认元叙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詹明信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正好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F.Jameson,1981,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

[2]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F.Jameson,1983,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Hal 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

[4]F.Jameson,1984,Postmodem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in New Left Review,No.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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