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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意识——明清秘密教门滋生和发展的沃土

【关键词:企业研究】 
绪论  民众意识是植根于下层百姓中间的精神食粮

中国民众意识是一个范围广大的命题,有关这方面的优秀著作很多。[1]这些著作对中国民众意识的形成、发展和表现特征都有非常准确的介绍。本文不打算对中国民众意识这一大的命题展开全面讨论,仅试图就民众意识与秘密教门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般来说,中国的民众意识是指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意识,这里特指农村的人口,其中既包括农民,也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乃至失意的下层知识分子等。这些人缺乏经济实力,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千百年来在极其简陋的生活环境里顽强生存,一方面靠他们雄浑的体魄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则是植根于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意识。正因为有了这些意识,他们才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长久以来,祖祖辈辈的中国农民就是在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下顽强地生活着。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广大农民不仅物质生活极为贫困,还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尽管教育大师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的理论,但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虽然也不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而优则仕的例子,但就整体情况看,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这当然是贫困造成的后果。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虽然在物质上极为贫穷,但精神方面的需求是存在的现实,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对生活前途的担心和忧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饱饭,平安无事,一家人顺利地生活下去。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精神需求反映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歌颂。在极度贫困的乡里社会,人活着除了主要有粗茶淡饭维持之外,能够支撑他们顽强生存下去的动力就是精神上的企盼了。中国百姓是善良和务实的,生性乐观豁达,他们对于目前所处的窘境并不十分在意,而是把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下一辈甚至是来生来世上面。这些意识一方面来源于封建正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则来源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积累和创造,这些民众意识是植根于下层百姓中间的精神食粮。

一、明清时期民众意识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时期

(一)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时期,也是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以清前期为例,清朝康、雍、乾时期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清初统治者,为了加强清朝的经济力量、巩固封建统治政权,所采取的兴修水利、蠲免田赋、奖励垦荒、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以及改革赋税制度等各项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不但为社会上提供大量商品粮食,而且也进一步为手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原料,从而促进了商品化的进程。[2]

农业生产规模的提高,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适应过程,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一些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人均土地面积减少问题,进而引发的流民问题;由于商品化的发展而出现的大量农村人口脱离土地,出现新的市圩集镇,带出许多新的行当等等,这些必然引起人们的日常活动、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变化,康乾年间会党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同时也会在百姓的民众意识方面留下新的东西。

(二)白话小说、戏剧的普及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全部垄断了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了广大农民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文盲,在文化上处于无知和愚昧的状态,他们所拥有的一点可怜的知识,也主要是封建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灌输的封建迷信和忠君思想,以及民间文学和乡里知识。在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的繁荣以及宝卷和演义的大量传播(宝卷是由变文发展而来的一种文体。根据考证,变文和演义的性质差不多,专门解释、讲述佛教故事,它们效果是让复杂的说法简单化,让没有文化的人能够听得明白)。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和普及,为民间文学的传播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民间文学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许多历史人物比如伍子胥、韩信、孟姜女、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神话里,都已经为广大农民所津津乐道[3]。

(三)民众意识形成完整体系

中国的民众意识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远古时代的美丽传说,到各个朝代不断增添了新鲜内容。中国民众意识反映和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普遍需求、想法和意愿,并且随着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动的。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生产力的前所未有发展和白话小说、戏剧的普及,中国的民众意识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

到了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动荡,按照程歗先生的观点,此时中国民众的民众意识大致可以分为务实求验的处世态度,人生和谐的价值取向,执著亲情的道德情操,平均主义和消费水平上禁欲规范以及和管理上的皇权主义、民族意识与爱国激情[4]。  二、明清时期秘密教门除了改造、杂糅儒释道三教思想之外,还大量吸收和利用民众意识为己服务

(一)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主要“杂糅”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

中国秘密教门(有些学者亦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源远流长,曾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成为历代政权皆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在民间广为蔓延,屡禁不止,发展信徒,不断起事造反,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成为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不仅当时就受到统治者的严重关切,而且对民国以降的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作用,因此一直成为中外学者研究和瞩目的焦点。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种类很多,少则几百,多达上千种,持续时间也非常长久。那么,支撑这些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是什么?这些信仰体系又都是由哪些重要思想构成的?搞清这些问题,对了解秘密教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主要“杂糅”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打开秘密教门的教义和经卷,里面无不充斥着上述内容。不仅如此,很多秘密教门干脆还自称是佛教,如一贯道就自称是“在家佛教”,黄天教自认为是道教。实际上,秘密教门并非简单地“杂糅”,而是把儒释道三家思想杂糅在一起经过改造之后又加以利用。例如,把对道教的修炼内丹、坐功用气的改造,发展成为教门内部的文武场和硬气功。

中国的秘密教门之所以能够发展,主要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其中在缺医少药的明清时代,不得病、少得病乃至延年益寿应该说是人们的一种奢望。一些秘密教门正是看上这一点,迎合人们的这种心理,借鉴道家修炼的思想,以能得到长生不死的目的为借口,吸引人们入教,这方面黄天教做得比较典型。黄天教从该教门创始人普明即李宾开始,便宣扬通过修炼以达到长生不老。这样美好的愿望,吸引着很多人加入到黄天教的组织中去,这也正是黄天教教首所最希望看到的场面。

中国秘密教门所面临的社会生存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信仰方面他们受到正规宗教的排挤和打压,被视为邪教异端。在创立初期,老百姓对于教首们美好的说教,并不是很认同。教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处于地下状态,怎样才能生存和发展,是每个秘密教门创始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深知仅凭美好空洞的说教和无法兑现的许诺,是不能打动人们的心,于是他们想到了道教的治病手段和文武气功。

道教的养生之道长期存在于民间之中,这使处于缺医少药和弱势群体的贫苦百姓在生活方面是非常需要的。如果在一个普通百姓面前同时摆出两个选择:是愿意此生身体强壮,不受人欺负,活得轰轰烈烈,还是一生穷困潦倒,但死后能够享受冥福,显然,普通民众的选择会是前者。当然,两者同时兼得,更是一种两全齐美的事情。秘密教门的创始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开出空洞的进入“云城”、“天宫”享福的许诺之后,也注重对入教者眼前利益的承诺,很多秘密教门都是以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特色,例如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山东恩县人陈起祥传习的一炷香教,就以为人治病相号召,其具体治病方法是根据病人发病部位,确定得病原因,如果病人头痛,就断言一定因为不敬父母;手足疼痛,便断言与兄弟不和有关;如果断定患者的良心出了问题,他表现的症状一定是腹部疼痛。判定病因后,要病人对天磕头改悔。[5]

除了以看病号召外,很多秘密教门还把道教的坐功运气加以改造利用,并将其发展成为教门内部的文场和武场,这一点在山东这个习武之乡尤甚。

总之,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秘密教门所采取的炼内丹、坐功运气乃至发展到后来教门内部的文场、武场,表面看来是偶然现象,实际上这恰恰是百姓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因而成了秘密教门发展的有力支柱,也为教首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把儒家化伦理道德(忠君孝亲、三纲五常等)发展成为拥护君主制、维护旧道德的说教。

中国秘密教门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五常、忠君孝亲等加以利用和改造。秘密教门发展到后期,儒家的纲常名教被进一步强化。除此之外,秘密教门还把佛教的经典思想偷梁换柱,据为己用。罗教对于佛家思想的宣传,则随处可见,例如宣扬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无始以来至今,还糊涂流浪红尘,不着出路,六道轮回,父母无期数,死后不知托生什么物,或变猪羊,或变獐狍鹿。”劝人们“把红尘,抛弃了,与世无情。” 这一点,兴起于清末而大盛于民国年间的一贯道信徒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贯道是信徒自称“在家佛教”,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一律称为“佛堂”,新道徒入教也就是所谓的“点道”,而那些考验表现诚心、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的“扶鸾”、“借窍”、“传三室”、“训练班”等场所,无不在挂有“佛”字的地方举行,而且那些教首开口闭口也都是什么“仙佛附体”,做事之前也要在佛堂点上佛灯和蜡烛,为佛进香,给了信徒强烈的暗示;这些就是佛教,真佛就在这里,这也正是一贯道教首所追求的。

(二)巧妙改造和利用民众意识

前文提到,在传统正规的宗教以外,中国各地还流传着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这些信仰和传说内容丰富多彩,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保佑平安求免疫病的“南海老母”;有救苦救难功能的“观音菩萨”;有祈福免灾的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祈求降水、避免干旱的“水神龙王爷”;等等。对这些民间信仰,老百姓很容易相信,流传甚广,有些意识还植根于百姓心中,妇孺皆知。对于秘密教门的教主来说,如果仅仅利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未免太窄了一些,不利于传教。所以我们仔细考察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的教义,无不在杂揉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之外,掺杂了大量民众意识作为创教和支撑其教义的主要内容。比如,在秘密教门的经卷里,普遍推崇的义勇之神是关羽,不少秘密教门把崇拜的偶像都定在关羽身上。民间教门的关羽崇拜,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民间信仰和意识取向,关羽的性格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忠勇。《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不仅武力过人,而且重义轻利,专诚不二。可见,关羽理想化的性格,正好符合了民间秘密教门教主的要求,也和一般教徒的思想能够产生共鸣。此外,民众意识传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例如魏延、秦琼、杨业、哪咤乃至神话中的孙悟空、猪八戒都成了秘密教门宝卷里的座上客。嘉庆元年以混元教为主力的教门大起义里,教首就让教徒祈祷“八大金刚将、哪咤”等,声称他们可以“引路护身,可避枪箭”。

在秘密教门的教义中,还大量体现了中国百姓善良的传统思想。清茶门教在传徒时,首先要向入教者传授所谓的“三皈五戒”。“三皈”指的是:一皈佛,二皈法,三皈师。“五戒”则是,“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邪淫,四戒荤酒,而且不食生葱生蒜,五戒诳诏”。[6]

一柱香教在传教时,则力主要教徒孝敬父母,教徒在一起烧香磕头的同时,一起吟诵:“父母恩理应赞念”的词句,并规定凡不孝敬父母,或有奸、盗、赌博行为的人,一律不准入教。[7]

一柱香教还有这样的歌谣:

……

乡里养德多恕己,这是行好才全还;

行好劝人三件事,戒酒戒色莫赌钱。

还有:

依天靠天,白天要吃穿。天赐雨露,普地下遍。

丰收了都吃饱饭,不受饥寒。天也没图半文钱。

日都吃三餐,该将佛念,阿弥陀佛。[8] (连诵三遍)

此外,一柱香教还有“敬天地,孝父母,尊敬长者,和睦乡里,吃屈忍耐,戒去杀祸”等类的词句。

上述歌词歌诀,无非是把百姓的各种美好愿望揉合在一起,劝人学好向善,孝顺父母,戒除酒、色、赌博等等恶习,也劝人安分守己,向官府缴纳钱粮,一柱香教也被称好话教。广大贫苦百姓正是信从了这些美好的说教,愿意加入到秘密教门中去。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秘密教门的教首正是利用了中国民众意识,为其私利服务。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清规戒律,只是教首哄骗信徒的一种手段,教首从来就没有遵守,也没有打算遵守。

(三)教义迎合百姓心理,达到教主私利

中国老百姓虽然物质生活非常贫困,精神生活贫乏,但是非常善良的,他们不愿伤害生灵,不愿因自己的原因而让别人过不了好日子,痛恨一切有悖于良好生活习惯的行为。这是一种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是非常务实的,说一千道一万,如果在困境中真正得到接济,比什么都实际。从罗教在粮船水手中传播的情况来看,该教教义满足了这些水手们的生存需要。

粮船水手多是来自运河沿线的破产农民,他们常年奔波在千里大运河上,劳动极为艰苦且充满风险,如果所运粮食遭到覆船或火灾等情况,就要由运粮者赔偿,发生一次事故足以致他们于死地。另外,水手们收入微薄,运粮又有季节性,每运一次就有一个单程回空,根本挣不到钱,每到闲季,大批水手生活无着,只好靠打工度日。另外,这些水手一旦年老生病,丧失劳动能力,下场极为悲惨,正因为这些情况,水手们精神空虚,也有许多实际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罗教在杭州、苏州一带建造庵堂,作为水手们闲暇栖息之地。另外,罗教还帮助水手们调解矛盾,接纳年老有病的水手在此茹素诵经,创立了许多庵堂,“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9]。

这样,罗教的庵堂成了粮船水手的临时住所和可以依靠的地方,自然也成了罗教传播与活动的中心,粮船水手加入罗教,与其说他们是出于信仰,到不如说他们是出于求生的需要。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嘉庆年间直隶束鹿县的一支弘阳教,只收妇女,尤其是吸收寡妇入教,教徒的主要活动除了烧香诵经,就是替人治病,该教规定每月聚会两次,诵经拜佛的内容无非是劝人行善一类,教徒上香上供,也要“随愿奉献钱文”[10]。

这支弘阳教吸引人入教的手法也是看准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需要,在封建中国,一个妇女如果死去丈夫,生活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还会带来种种麻烦,弘阳教吸引夫故无嗣的妇女入教,对于这些身处绝境的妇女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而对于这些妇女来讲不仅是精神上的安慰,入教之后,可以通过传徒,做会挣钱,有一定的收入,使这些穷苦无着的妇女,生活上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入教的妇女越来越多。

(四)解除病痛、健体强身

几乎所有的秘密教门在传教时,都把为人解除病痛,健体强身作为招徕徒众的重要手段之一。

很多秘密教门的教首本身就已学过一些医术。弘阳教的始祖韩太湖本身就是一位民间医生,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他“未尝受读,自能知医,医病颇著奇迹”[11]。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人。老百姓把他奉为药王,甚至为其建造塑像,香火不断。不管韩太湖的医术高明与否,但懂得医术是事实。从教祖开始,弘阳教的教徒始终给人以能治疗疾病的印象,治疗的方法有气功、针灸、饮用茶叶和画符等。这里有医术,也有巫术,但在封建社会,人们往往很难将医术与巫术截然分开,针灸、气功和饮用茶叶是属于中医学的范畴。老百姓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老百姓一旦生病,很难得到治疗,只好求助于土方或巫术,懂些医术的人更是被人看重,一旦疾病能够治愈,医治者的地位就会得到提高,因为能够治愈的人毕竟是少数。

有病很难医治,那就要寄希望于不得病或少得病的强体健身上面了,更何况有了强壮的身体还可以保家卫院,不受人欺负。在这一方面,秘密教门同样想到了。

除了清水教教首王伦教授弟子习练气功健身以外,嘉庆年间山东一带的八卦教分支离卦教也以习练武功见长,其办法是:“用药薰洗,吃符运气,学会不怕刀剑。”[12]这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山东当地的民风,也从精神上满足了老百姓健体强身的需要。

秘密教门的以上做法,也是吸取了中国民众意识中热心助人的传统美德和强身健体的内容,并加以发挥扩展,从而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加入到秘密教门中来。 三、民众意识和明清秘密教门的相互作用对社会的影响

(一)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迅猛发展

明清时期,是中国秘密教门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秘密教门更是发展迅速,根据一份统计资料,从成化到隆庆(1465-1572)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教门武装起事达到45起,其中千人以上有12起;从万历到天启年间(1573—1627),50年中教门起事达到32起,千人以上的7起。[13]

从教门的种类来看,到了明代的中后期,也不仅仅限于白莲教一种,新的教门教派不断出现,明朝中后期成了教门大发展时期。对于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些教门,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比如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和弘阳教等等。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礼部奏请“禁左道以正人心”时,列举了当时盛行的八种教名:“一名涅盘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教之名,实演白莲教之实,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为煽惑。”[14]而到了天启年间,这种较大的秘密教门数目整整翻了一番,有十六个之多,[15]这还不算那些较小的名不见经传的教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门的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单单局限于起事造反,而是出现了很多以传教为生的世袭家族,例如山西的李福达家族、直隶滦州石佛口的王森家族,皆父传子,子传孙,延续数百年之久。

从教门发展的地理分布看,也是全国各地都有,从者甚多,仅闻香教在山东一地的会众,就有200万之多。[16] 在这种环境下,教门的经卷也流传开来,比如罗教的经卷《五部六册》,在明代就多次刊印,光是版本就有20种以上。并有号称临济正宗的兰风、王源静等的补缺注漏,以《金刚般若经注解全集》(即《开心法要》刊行于世[17],并企图混入《大藏经》中,弘阳教则借助太监的资助刊印了大量的经卷。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迅速发展,除了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之外,和明清时期民众意识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明清时期,社会已经发展到封建社会的晚期,各种矛盾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切为秘密教门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秘密教门的产生,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原因,比如明清时期的政治环境、宗教环境、民众受教育极低的文化环境、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等等,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成熟的民众意识为秘密教门创立提供了精神支持。

那些教主在创教和传教的时候,无不利用了当时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例如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时候,担心前途没有把握、期待有“神人”能够保证他们在灾害出现之前,不发生危害他们安全的灾难;而灾难一旦发生,则企盼灾难尽早结束。

秘密教门就是利用农民的这种心态,向他们宣称劫难就在眼前。乾隆五十九年,湖北的西天大乘教宣称,山西平阳府王家庄有一块大石,一日大石头忽然裂开,内有“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河”的字样,只有入教,熟读西天大乘教的经文,才能幸免。[18]面对如此可怕的场景,秘密教门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入教才能得救。乾隆末年八卦教则宣称,入了该教,可以消灾免祸,不但今生获福,来世必得好处。如此等等。

秘密教门开出“美好”“实用”的药方,对于那些生活没有保证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民众意识有很多内容,他是下层民众为了在恶劣的条件下能够继续生存的精神支柱,反过来说下层群众的精神物质需求也反映在民众意识的内容里,比如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需求;祛病健身的需要即生理需求,追求权力的政治需求和追求改变生活窘况的金钱需求等等,都是通过民众意识反映出来。秘密教门的教主在创教和传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下层群众的这些需求,再杂揉上儒释道三家的部分内容,开出许多虚幻的承诺,切中下层群众的心理要害,教门遂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的民众意识虽然在各地都有存在,所述内容也都大同小异,都是歌颂美好,求真务实,但它们是属于比较低的层面,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具有地域特点,一定的习俗,一定信仰仪式仅仅限于一定的地域之内,在当时交通资讯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这样的习俗就只能限制在一定的地区之内。第二,民众意识一般都以口头文学为主,很少形成文字的东西流传下来,秘密教门的出现恰恰弥补了民众意识这两个方面的不足,在明清时期众多的秘密教门中,跨地域、跨时空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罗教、黄天教、清茶门教等都是横跨数省,存在百年之上的大教门,这些教门在创教过程中所吸纳的民众意识的内容,随着教门的传播也被传播扩散开,尽管这些内容也许被改造和歪曲。这些教门都有自己的教义,被记录在其经卷中,原先许多没有文字记载的民众意识传说,也随着经卷而被保留下来,成为教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文字的东西外,不少民间流传的形体动作也在秘密教门的传播之下走出地域的限制,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的清水教,本来是存在于鲁北一隅的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气功,经过教门的传播,成了数省众多信徒每日必练的功课。所以,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对民众意识的完善和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的相互融合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都是存在于明清时期下层社会中。民众意识的基础更广泛、更持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秘密教门是在民众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里,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的思想相互融合,民众意识借助秘密教门跨出地域和时间的界限,经过秘密教门里文人的整理,形成文字得以保存下来;秘密教门则汲取了民众意识的丰富营养资源,创造的教义更加贴近下层群众,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民众意识的因素,秘密教门不能在明清时期发展得如此迅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信徒。两者的相互融合对于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主要表现在:

首先,促进了民众力量的增强。

民众意识对于老百姓的聚合作用是比较分散的,也难于持久系统地流传下来,但经过与秘密教门的结合改变了这种情况,下层民众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主要以秘密社会的形式出现。

第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新的阶层、新的阶级开始出现。列强的入侵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新形势下,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的融合也成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社会上各个阶层都很重视,就连统治阶级也不能忽视。我们考察近百年来发生的大事,几乎都和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结语  从新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秘密教门:重视对民众意识的研究

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对其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许多学者已经在秘密教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何使研究更加深一步?显然,对中国民众意识的研究不应忽视。

民间信仰意识,是中国广大下层民众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秘密教门和民众意识相互融合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因此要想更深入地了解秘密教门,就要加强对民众意识的研究。特别是把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两者结合在一起研究,是摆在学界面前一个新的和十分必要的课题。[1]  如: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侯杰、范丽珠《中国民众意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等。

[2]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3、332页。

[3]  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4]  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军录》),直隶总督方寿畴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6]  档案《朱批奏折》(以下简称《朱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7] 《军录》,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8] 《军录》,嘉庆十九年步军统领衙门英和奏折。

[9] 《史料旬刊》第十二期,浙江巡抚永德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10]《朱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1] 光绪《广平府志》卷二十三。

[12]《军录》,嘉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百龄奏折。

[13] 王净:《明代民间宗教反政府活动的诸种表现与特征》,《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

[14] 见《万历实录》卷五五三。

[15] 本数字来自明天启年间《龙华经》。

[16]《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17] 参见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73-185页。

[18]《军录》,陕西巡抚秦承恩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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