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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元”的恢复与崛起——兼论亚洲区域货币的选择与操作

【关键词:证券】 
经济全球化要求货币全球化。货币区域化是货币全球化的必经阶段。恐怕正是从这个角度,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米勒和蒙代尔先后在1998年和2003年,提出组建区域货币亚元的主张。于是,建立亚洲统一货币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从发起人到响应者,无一不是以欧洲统一货币为参照系;反对者认为,目前建立统一的亚洲货币条件不成熟。这样,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就存在一个时机选择与具体操作的问题。

一、亚洲区域货币为什么不能硬套欧元模式

区域货币的基础理论是“最适货币区”理论,其大意是指一些彼此间经济比较开放,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自由,产业结构不同而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较为接近,经济政策比较协调的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就知道欧洲有许多国家有建立统一货币联盟的强烈动机,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最适货币区”理论的要求相符。亚洲组建区域货币亚元的条件不具备。

1、亚洲文化观念层次太低。亚洲属于东方文化,欧洲属于西方文化,两种文化虽然各有优、缺点,但不是一个历史层次的比较。亚洲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历来都是把国家主权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这也可以看着是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反动,所以,亚洲国家很难像欧洲国家那样,接受一个超国家的地区结构的约束。即便要建立一个什么联盟,人们首先思考的不是贡献,而是以谁为中心,谁坐第一把交椅。这种根深蒂固的“山大王”思想观念与体现经济民主要求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说格格不入。没有稳定的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单一的亚洲货币区就失去基础和出发点。

2、亚洲经济水平差距太远。欧洲是老殖民主义的策源地,经济水平本来就很高,后来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与合作,欧洲各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才逐步达到“趋同条款”。亚洲各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究竟有多远呢?就以人年均gdp为例,日本是3万多美元,中国是1千多美元,印度是4百多美元。说得形象一点,就是一个国家的运输工具可能是悬浮磁列车,而另外一个国家的运输工具则可能还是马车或者是肩挑背扛。这么大的差距,生产要素怎么自由流动?如果强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只会自由流动到悬浮磁列车的车厢里,而不可能自由流动到肩挑背扛者的担子或背兜里。

3、亚洲政治主张分歧太大。欧洲各国如果没有国家之间政治上的谅解,欧洲货币统一只会是一句空话。我们简单设想一下:如果德国政府像日本政府那样,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给欧洲各国造成的灾难,既不赔偿又不深刻反省,反而通过出版教科书为罪恶历史翻案;如果德国政府像日本政府对待东条英机和军国主义那样,把希特勒供奉在神位上,国家领导人还定期参拜,而法西斯主义也可以自由活动;如果德国政府像日本政府那样,野心勃勃,不断地向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如果德国政府像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表现的那样,一遇风险就执行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等等,等等。欧洲会出现统一的货币吗?

我们这些设想是亚洲各国人民必须面对的现实。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元已经是事实上的国际流通货币,组建统一的亚洲区域货币,不能回避日本问题。但是,当日本政府还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时候,统一的亚洲区域货币只会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所以,日本大藏省于1997年和1998年两次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均因为受到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而流产。

二、亚洲区域货币为什么又不能选择美元模式

所谓美元模式也就是以单个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际流通货币,如美元、英镑、马克、法朗、日元等国际流通货币属于美元模式。建立亚洲区域货币亚元作为国际流通货币,因为时机不成熟,于是我国有人就选择美元模式,主张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货币,组建“中国元”。他们设想:随着“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两岸三地的经贸一体化加速,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都将促进和推动以人民币、港币、新台币、澳门元为组成部分的“中国元”的诞生,并必然以人民币作为中国元的整合核心。“中国元”主张实际是选择美元模式组建亚洲区域货币。

组建“中国元”为新的国际流通货币的主张,是不是属于1958年“大跃进”那种类型的豪言壮志,姑且不论。假定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十分强大,组建“中国元”为新的国际流通货币的主张也是不可取的。到目前为止,国际流通货币有两种形成机制,一是美元模式,二是欧元模式。欧元模式是对美元模式的扬弃。国际流通货币美元模式的出现,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国际社会更加不公正。欧元模式超越了国家利益的束缚,又保留了国际流通货币的长处,是曰“扬弃”。 所以,在欧元模式没有出现以前,提出组建“中国元”为新的国际流通货币的主张,还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现在再提出来,已经属于开历史倒车的范畴,不会有市场了。

建立亚洲区域货币,为什么既不能照抄照搬欧元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美元模式?邓小平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事情不同而道理相同。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必须从亚洲的历史和亚洲的现实出发。历史上,由于自身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和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加上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亚洲地区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就以货币流通而论,曾经是统一的华人经济货币活动区,被分割为图格里克(蒙古币)、人民币、港币、澳门币、台币五个活动区,如果再算上黑龙江流域被沙皇俄国霸占去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华人经济货币活动区,实际是“一华六元”。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亚洲的最大的一个现实。所以,组建和恢复曾经统一而现在又处于分割状态的区域货币“华元”,是历史的使命。

组建和恢复亚洲区域货币“华元”是历史的必然,现实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组建和恢复“华元”,包容性较大,认同感较强。历史上,作为识别华夏民族基本特征的华人、华语、华元、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是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革命时代中华民族落后了,所以,在现代国际交往中,人们接触到的只有华人、华语、华文化,而需要经济实力支撑的“华元”则不存在了。组建和恢复“华元”, 包容性虽不及欧元模式,但比美元模式大;而认同感虽不及美元模式,却比欧元模式强,因为“华元”既有极具人情味的民族传统,又有十足现代感的开放意识,对每个华夏子孙都是一种责任和鞭策。我们可以预见,真正到了全球华夏子孙捧着“华元”的那一天,手和心都会发颤的。

2、组建和恢复“华元”,可以回避国家主权和政治分歧等敏感问题。国家主权和政治分歧等许多争端是帝国主义政策与亚洲政治家们根深蒂固的“山大王”思想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华夏民族深受其害。邓小平在“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的谈话中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主张,“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共同开发”就为组建共同的流通货币提供了可能。

比方,图格里克与与其他货币的关系虽然会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华夏子孙,组建和恢复“华元”与取消图格里克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更何况,谁更能抵御和防范内生以及外生风险的冲击?谁更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谁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华元”都有着图格里克不可比拟的优势。又比方,台币与其他货币的关系可能会涉及政治分歧问题,可是,谁如果公开否定“华元”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反对恢复“华元”的必要性,就有一个背叛祖宗、触怒全球华人的风险。这就是说,不久的将来,让台币与“华元”融合,一定会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的砝码,因为那时候台湾地区人民盼望的就不仅仅是“三通”( 通邮、通商、通航)而是“四通”( 通邮、通商、通航、通货)了。

3、组建和恢复“华元”,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还没有达到“最适货币区”理论的要求,但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过去,“华元”经济活动区的经济运行机制不但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差别,而且还存在着经济政策比较难于协调的殖民经济。现在,这些障碍不存在了,“华元”经济活动区的经济运行机制正在向着“最适货币区”理论要求的方向进行改革和调整。

三、亚洲区域货币选择后的操作方法

组建和恢复“华元”的活动可以也应当融入建立亚洲区域货币亚元的行列,本文所强调的是,建立亚洲区域货币路径选择要从亚洲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具体操作则要分步骤实施。

(一)组建和恢复“华元”,积累适应货币区域化经验

1、“华元”央行机构设置、选址与结盟范围。“华元”央行机构可以定名为“华元”服务协调平衡中心局。保持经济结构平衡是“华元”央行的基本功能,服务协调是“华元”央行实现基本功能的基本手段。“华元”央行机构选址在上海市比较合适。“华元”结盟范围可以分作三个层次或者分作三个步骤进行:第一,先由图格里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台币五种货币达成协议,将“华元”作为这些地区通用的单一货币;第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已广泛使用人民币的边境贸易,可以也应当把人民币转换为“华元”;第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愿意与“华元”结盟,货币名称是继续沿用还是取新的货币名称,通过协商确定。

2、“华元”异地开展业务的突破口。“华元”异地开展业务可以借鉴“欧洲货币市场”经验。华夏子孙遍布全球,许多大城市包括伦敦、纽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在内,都有唐人街,存在华人、华语、华元、华文化的天然纽带。这就是“华元” 异地开展业务的突破口。“华元”在唐人街开展业务的职责有三个:一是为“华元”经济活动区筹集资本;二是为“华元”成为真正的国际流通货币积累经验;三是为“华元”防犯金融风险掌握国际金融动态。

3、“华元”外生风险如何防犯。短短10年,国际上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有: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始自阿根廷的拉美金融危机,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华元”诞生之前就考虑它的风险防犯问题。

金融风险既有内生的,也有外生的。一般而言,内生风险是主要危险且难于治理。但是,由于货币全球化是新生事物,游戏规则又很不健全,对货币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我们常常处在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而外生风险恰恰是上述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因此,本文只对金融外生风险的认识和处理进行讨论。

第一,关于金融自由化问题。金融自由化核心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所谓货币全球化的“两难选择”是指:没有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就没有货币的国际化;允许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又抵挡不住国际游资的冲击。金融投机家把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等同于国际游资没有约束的炒买炒卖。所以,货币全球化的“两难选择”根源于对自由的认识误区。没有约束的自由是指思想,而任何行为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下决心改变整个金融理论和金融政策被投机资本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

第二,关于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的问题。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与某个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接轨,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与某个国家的游戏规则接轨,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的真谛是与保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切游戏规则接轨。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应当是国际、国内通行的游戏规则。虚拟经济偏离这个方向,政府就必须加以引导和制裁。

第三,关于控制金融投机的手段问题。资本自由流动是有条件的,虚拟经济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树立起了这两个基本的理念,为了控制金融投机,特别是为了控制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对本地国民经济的冲击,我们就可以抓紧实施、全面推行“托宾税”。“托宾税”的关键环节,一是“起征点”,二是“换手率”。征税的效果是,虚拟资本越大,换手率越高,税额就越多,所有的过度投机活动将无利可图。到目前为止,除了一切投机家及其代言人,还没有人反对“托宾税”。

(二)落实“清迈协议”,建立松散的货币联盟组织

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清迈倡议”标志着东亚国家在区域金融合作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它是“10+3”框架下加强东亚资金自助和支持机制的良好开端,其目的是补充现有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资金援助机制,为“10+3”国家在面临国际收支困难和外汇支付危机时提供短期外汇流动性支持。2001年11月,朱镕基在第五届东盟“10+3”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在倡议提出的五条原则中,第三条强调的就是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合作,落实“清迈协议”。

正是基于东亚各国领导人的共识和政治支持,“清迈协议”逐步变成为社会现实。2003年8月,“10+3”财政部长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会议,就一致同意努力培养亚洲债券市场。“清迈协议”形成的区域金融和经济合作,虽然没有欧洲联盟那样紧密,但它确实也有利于本地区各个国家巩固和扩大共识,消除分歧,增强各国支持和参与区域合作的政治决心和意愿。

(三)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为亚元诞生做准备

有“欧元之父”称号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认为,国际货币体制领域今后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统一区域货币。这个判断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作为亚元诞生的前期准备工作设立亚洲货币基金,无论什么国家、也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倡议,中国都应该抱积极参与的态度。缘由如下:

1、时代不同,国策需变。现在毕竟不是“七七事变”那个时代,更不是“甲午战争”那个时代。中国及其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还比较贫穷落后,但是,毕竟站起来了,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平等地积极参与国际交往特别是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一个大国,积极参与设立亚洲货币基金这样的事情,既是中国的基本权利,也是中国责无旁贷的义务。

2、和平崛起,经济铺路。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出的“在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中国和本区域国家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转变”的问题时曾说道: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有过辉煌的过去,也有过屈辱的往事。中国的崛起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用什么证明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中国周边国家及其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为证明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极为简单朴实而又十分深刻的道理,那就是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国际间的交往。马哈蒂尔和吴作栋为什么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友好的“大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使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国家和地区“得到更多的实惠”。 所以,经济铺路既是和平崛起的特征也是和平崛起的内涵。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建区域货币亚元,这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与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一致,中国理所当然地应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3、分歧争端,面对和谈。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建区域货币亚元,涉及亚洲各国及地区人民切身的物质利益,有误会、有分歧、有争端,是十分正常的社会现象。所以,我们必须面对,通过和谈、沟通,消除误会、消除分歧、消除争端。当然,积极参与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活动,不等于马上就从腰包往外掏钱,也不等于盲目钻进别人设的套,而是去研究讨论,出主意,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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