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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愚公会成为中国人的榜样? ——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人”的认识问题初探(二)

2.3 父与子

传统农业中,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父耕而子馌,兄作而弟随”。特别是对于自耕农家庭来说,收成的好坏全靠自家的努力。有道是“家和万事兴”,何以达到家庭和睦,古人主张教化,而教化则以“孝弟为先”,所谓孝弟,概括而言,便是孝顺长辈,敬爱兄弟。汉代举孝弟、力田,用以奖励在尊敬老人,团结友爱,并努力生产的积极分子。 [15]王祯在《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一”中叙述了“授时”和“地利”之后,紧接着便是“孝弟力田”,按照三才理论,很显然,王祯是把“孝弟力田”当作“人力”或“人和”的核心。

古人何以将孝弟力田相提并论呢?这个问题也是王祯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孝弟力田,古人曷为而并言也?孝弟为立身之本,力田为养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了”。(《王祯农书·孝弟力田篇第三》)也就是说,一个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谈不上孝敬父母、尊重老人了。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孝经》有言:“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经·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指的就是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目的之一在于赡养父母。要赡养父母就必须努力生产。同时,在古人看来,孝弟和力田一样都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古人认为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仅有体力和智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孝弟之心。吴泳说:“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避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尔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等劝也,惟孝悌与力田同科,廉逊与农桑同条,太守惧汝未必能家孝廉而人逊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劝于郊。” [xxiii]这也是古人重人和,轻人力(特别是脑力)的体现。

“孝弟力田”虽然是从一个基本的层面来强调努力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但却涉及到一个农业的本质问题。农业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不仅仅是个人的需要,而是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的需要,因此,作为一个农业生产者来说,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己,都需要努力耕作。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农业技术传承来看,古代的农业技术主要是靠父子相传,兄弟相授来获得,这就要求父子兄弟之间有孝弟之心,尊老爱幼,只有这样,生产才能正常进行,技术和经验才能得以延续。

当愚公领着他的子孙开始移山的时候,“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霜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愚公何以会有这种自信,智叟又何以无言以对呢?其前提就是孝弟。很难设想,愚公的子子孙孙之中,对于移山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都会象愚公一样有移山的想法,他们对于移山或许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出于孝弟,愚公的子孙们也只能服从长辈的命令,每天挖山不止,舍此之外,别无选择。孝弟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长辈,服从上级。

2.4人与神

山终于被移走了,但却不是愚公及其子孙的力量,而是愚公精神感动了上帝。先是“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垅断焉。”真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古人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除了必须依靠身家力量之外,还必须借助于鬼神的力量。古人所谓的“孝”,也包括孝敬鬼神,《论语》说:“致孝乎鬼神”。如何来孝敬鬼神?于是就有所谓“祈报”。祈,就是向神灵祈求;报,就是回报神灵。鬼神为《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之一,“祈报”也成为人和的内容之一。

原始农业时期即已有祈报。《诗经》中一些诗歌便是“祈报”之词,但把祈报做为农学的一部分内容写入农书,则始见于宋元时期,《陈旉农书》和《王祯农书》即各有“祈报”一篇,内容大致相同。陈旉“祈报篇”开宗明义地说:“记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农事有祈焉,有报焉,所以治其事也。”从祈报的对象来看,除社稷(土地神和五谷神)之外,陈旉提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进而扩展到“凡法施于民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能捍大患者,皆在所祈报也”(《陈旉农书·祈报篇》)。又据王祯所说,在所有的祈报对象中,又以社稷之神、先蚕、马祖等与农业的关系最为密切。陈旉、王祯还对祭礼缺乏对牛的祭礼表示理解和遗憾。祈报的形式,主要有吹拉弹唱、燃火烧香之类,无非是要借助于声和光,来引起在天之神的注意。

祈报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古人对于农业与自然灾害的认识。古人认为,农业的自然灾害主要是由水旱等构成的,而水旱又是由于雪霜风雨之不时引发的,而雪霜风雨之不时又主要是受山川之神和日月星辰之神控制的,因此,要想风调雨顺,必须向神灵祈祷,以民间所贯用的“贿赂”的方式,来讨好神灵,讨好神灵也是做给人看的,目的在于人和。陈旉说,“顺时祈报禬禳之事,先王所以媚于神而和于人,皆所以与民同吉凶之患者也”。

2.5 邻与我

当愚公率子孙移山,“邻人京城氏之霜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人和不仅存在于尊卑贵贱之间、父子长幼之间、鬼神之间,也广泛存在于邻里之间。个体农户的力量是有限的,当遇有天灾人祸,或是要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甚至是农忙季节,一般小农也难以应付裕如,以时赴功,这就需要协作,做到孟子所说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如何把有限的个体农户的力量组织起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也是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时所考虑的问题。以兴修水利为例,朱熹《劝农文》:“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何以协力兴修,袁采提出:“池塘陂湖河埭,有众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当相与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时修筑,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际,远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其利岂不溥哉。” [xxiv]

兴修水利如此,其它亦莫不如此。隋朝设立了义仓,“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隋书·食货志》)义仓是根据其赈给而无酬报之性质而得名,又因其所贮藏的地点则为所在社。所以又称为“社仓”。金元时期,在北方出现了所谓“义桑”。“义桑”指二家以上合作,共筑桑园围墙,既省工省费,又便于协作举事。《农桑辑要》卷3引《务本新书》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有一村,两家相合,低筑围墙,四面各一百步,若户多地宽,更甚省力。一家该筑二百步。墙内空地计一万步,每步一桑,计一万株,一家计分五千株。若一家孤另一转筑墙二百步。墙内空地止二千五百步,依上一步一桑,上得二千五百株。其功利不侔如此。恐起争端,当于园心以篱界断。比之独力筑墙,不止桑多一倍,亦递藉力,容易句当。”为了提高中耕除草的效率,元代北方农民组织起来了互助组,称为“锄社”。“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锄治篇》)在江南地区也有类似情况,由于牛力的缺乏,江南地区普遍使用铁搭来整地,铁搭可以提高整地的质量,但效率却因此下降,于是在南方地区就自发地出现了类似于互助组的劳动协作方式。“尝见数家为朋,工力相助,日可劚地数亩。” [xxv]这种互助合作方式还广泛地存于南方稻作农业中的插秧、耘田、车水、收获等时间紧任务重的作业之中,称之为换工或伴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所实行的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除了受当时的政治左右之外,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传统农业社会中邻里关系的一种延续。

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互助讲的是个义字。但邻里关系有时会因一些小事而生出过节。如自家的小孩偷吃了邻居的果实,自家的禽畜践踏了邻里的庄稼,往往会引起争端。如何处理邻里关系,也是古人在重视人和时所考虑的问题。袁采提出要看管好自家的人畜看好自家的门,“人有小儿,须常戒约,莫令与邻里,损折果木之属;人养牛羊,须常看守,莫令与邻里,践踏山地六种之属;人养鸡鸭,须常照管,莫令与邻里,损啄菜茹六种之属;有产业之家,又须各自勤谨,坟墓山林,欲丛绿长茂荫映,须高其墙围,令人不得逾越;园圃种植菜茹六种及有时果去处,严其篱围,不通人往来,则亦不致临时责怪他人也。”同时,袁采还批评了损人不利己的作法,提到:“其间有果木逼于邻家,实利有及于童稚,则怒而伐去之者,尤无所见也。”([24],第154页)

解决邻里纠纷,划定疆界是很重要的。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进而提出了井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通过井田来协调人与人之间,公与私之间的关系,达到人和。井田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历史上是否实行还有待证实,但正经界之说的确在协调和处理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袁采说:“人有田园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异居分析之初,置产制买之际,尤不可不仔细,人之争讼多由此始。”因此提出,邻里之间的田园山地必须要有明确的界至,以防止争讼。当两界之间发生利益争执时,则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4],第154页),万一争执发生,又该如何处理?农学家主张让步,张履祥说: “疆界宜正也。田地、赋役之所起。我不可以侵人,亦不宜使人侵我。本让畔之意,与其以我侵人,毋宁使人侵我。语曰:‘终身让路,不枉百路;终身让畔,不失一段。”([12],第145页)

3人力与人和:德、智、体的轻重

三才天、地、人,而人又是由体力(physical power) 、智力(intelligence)和情感(emotion)三者构成。这三者即后来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所倡导的“德、智、体”。中国传统的农学家们在研究农业问题时,既要考虑体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下,还有考虑到人情的向背等。如果说三才之中,以人为贵,那么,人才的三个要素之中,又以何者为重?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人和”出现在先,“人力”出现在后;战国讲“人和”,秦汉讲“人力”;前者强调适应自然,后者强调改造自然,是秦汉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 [xxvi]我们认为,“人和”及“人力”的出现,并没有先后之分,只有轻重之别。“人和”与“人力”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力,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人和,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加强人力。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传统社会中,首重的是德(即人和)、其次是体(即体力)、再次是智(知识)。

从古至今,德始终放在首位。农业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衣食所需。农业生产离不开人的劳动能力,但农业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进行的,而是社会群体的行为。所谓“人和”也即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古代中国人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很早就认识到,农业生产中“人和”的重要性。但在早期,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协调,所以有关人和的论述不多,可是越往后来,社会的分化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因此,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为人所关注,法家主张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儒家主张用礼治来维持秩序。“礼之用,和为贵”。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农学家也把农业生产中的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于是在农书中便有了现代农学以外的一些内容。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因此,人和的核心便是孝悌。

人和本是为了加强人力。人力本应包括体力和智力两部分。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于体力的注重远甚于对智力的注重。农业生产首先表现为一种体力劳动,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体力的付出(勤)与收获成正比,这也就是传统农学注重体力付出的基础。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在同样的体力付出之后,结果却不尽相同,善者倍之,不善者,损也如之。因而,在强调勤的前提下,也有了对善的追求。而对善的追求,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唐宋以后,一些与农业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农业科技知识的重要性,提出“知不逾力者,虽劳无功”的论断,把知识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宋以后,农学著作中所反映的技术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与之不无关系。但就全社会来说,有这种认识的人并不多,近代以前,中国社会分工的基本格局是“学者不农,农者不学” [xxvii]。

智力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中西接触之后,人们对此感触尤深,“盖中华以士为四民之首,此外则不列于儒林矣,而泰西诸国则不然,以士类而贯四民;农夫也,有讲求耕植之会;工匠也,有讲求制器之会;商贾也,有讲求贸易之会。皆能阐明新法,著书立说,各擅专门,则称之曰农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词。以视我国之农仅为农,工仅为工,商仅为商者,相去奚啻霄壤哉?” [xxviii]。古来乡间亦或有一二读书之人,但不过是为了“学而优则仕”而已,只是当他们在仕途上遭遇挫折,成为落第(地)秀才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归心于农,甚或对农业科学技术作出贡献。 [xxix]时至今日,教育虽然在农村得以普及,但农家子弟读书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考大学,“跳农门”,舍此之外,读书无用,而不是为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回乡为农业生产服务,更没有把读书当作提高人的素质来认识。

人和要求人们做到孝弟,人力要求人们做到勤谨。于是孝弟和勤谨也就成为传统社会对于农民的基本要求,即便是对善的追求也是以勤为基础。众所周知,男子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中心,因此,男子的生活最能体现传统中国农人的特征。明恩溥写道:“广泛的调查表明,中国农村孩子的生活很少有引人羡慕之处。如同我们所见到的,他一般要学习好两门重要的‘课程’,如果他能掌握这两门‘课程’的全部内容,那就完全可以弥补他在其他方面所受训练的不足。他要学得服从和尊重权威,还要学得勤奋。在多数情况下,勤奋是他们持续生存的条件……然而,他完全不懂也根本无力理解理智的独立性。别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不知道也不可能想象别的方式。”([4],第253页)明氏所谓的两门课程,实际上就是自汉代以来所倡导的“孝悌力田”。

4传统文化与科学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农民的素质必然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中国科学的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即与传统社会中对人的认识有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正和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相对照。”“匮乏经济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在位育的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在丰裕经济中则相反,是修天以顺已,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这种对自然的要求控制使人们对它要求了解,于是有了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发生科学,决不是中国人心思不灵,手脚不巧,而是中国的匮乏经济和儒家的知足教条配上了,使我们不去注重人和自然间的问题,而去注重人和人间的位育问题了。” [xxx]

我们认为,不注重人和自然间的问题,而去注重人和人间的位育问题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16]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发生科学(或者称为科学不发达)的原因, [17]但这可能不仅仅与匮乏经济有关。因为修己顺天、节用均分只是匮乏经济之下社会大众行为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加紧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中国人讲“勤俭持家”,勤字当头,勤,即向自然索取资源。中国历史上虽然提倡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有所谓“野禁”和“四时之禁”,提出了“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的口号。但实际执行中确正好相反。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中国农民以自己的勤劳不断地向自然索取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但中国人对于自然无厌的索取,并没有象欧洲一样,导致科学的出现,或出现象欧洲一样发达的科学。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关系时,过份地强调体力,而忽视了脑力。

实际上,杞人忧天又何尝不可以成为科学的开端?而拔苗助长也可能导致新的发现。但这些可能导致智慧闪光的地方,在传统文化中却成为嘲讽的对象。动手不动脑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循环:“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38],第11页)“中国人口的庞大实在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在利用人力和简单的工具去经营农业的时代,这也许是不能避免的现象。”([38],第4页)人口的庞大实际上也是重视体力轻视脑力的结果,因为以脑力为基础所致的科学技术进步,无不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而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在相同规模的生产情况下,对劳动力数量需求的下降。相反,由于脑力得不到开发,技术不发达,劳动力需求增加,于是有了“多子、多孙、多福”的理想。

重体能,轻智能的结果使得中国传统的农民创造性受到压制。思想上趋于保守。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安徽旌德推广农业技术的时候,就遇到了来自保守力量的阻力,当地老百姓说:农业生产“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 [xxxi]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农业生产了如指掌。北宋李昉以自己三纪外任所见“州县之民,多不谙会播种” [18]。故东坡有“农事谁当劝?民愚亦可怜” [xxxii]的感叹。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清初陆世仪在推广区田法时不得不采取“欺骗”手段,他说:“予欲以区田语乡人,询其可否,恐乡人以为书本中语,骇而不信。乃诡言曰:‘近有自湖、广来者云,彼处种田有区种法,亩可得米二十许。果否?’因以其术详告之。乡人曰:‘理或有此。’” [xxxiii]这种背景下造就的农民,虽然长年累月地从事着农业生产,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原理却所知甚少。传统农业生产中虽然包含了许多技术的因素,但还仅仅停留在经验之上。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就曾不无感慨地说:“日共诸佣在畎亩,视其所为,则皆农也。视其所为事,皆非农者也。农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他图贾人之利,率为世途闾阎之间,力倍而功不半。十室九空,知道者之深忧。”(《农说·刻农说序》)久而久之,又对中国农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农学的基础学科生物学(古称“草木鸟兽之学”)为例,由于农业生产者知识的缺乏,生物学没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宋人郑樵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文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草木鸟兽之学不传。”(《通志·昆虫草木略》)

强调体力的付出,影响了工具的发明、改进和推广。中国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农具多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发明的,如人耕之法,踏犁之类,是由于牛疫之后,无牛可耕,于是想出了以人力代替畜力的办法,而当畜力充分时,旧有的耕法又重新使用,而不是在现有的人耕之法上,加上畜力,做进一步的改进。更有许多便巧的工具,虽然发明出来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比如历史上虽然有机耕,但用得最多的还是牛耕,更有甚者发明江东曲辕犁的江东地区连牛耕也不用,而采用人力铁搭,以满足“垦倒极深”的需要,历史上虽然有畜力中耕的耧锄,但用得最多的还是锄头,历史上虽然有最早的收割机——推镰,但最常用的还是普通镰刀。历史上畜力条播机——耧车,虽然用得较好,从播种改进为中耕,又改进为下粪施肥,但始终未能普及,它在中国的影响,也远不如它在十八世纪传入欧洲之后,对于欧洲农业革命的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农业讲究精耕细作,而精耕细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力耕数耘,也就是说这种精耕细作并不是通过改进技术,提高科技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而是以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为代价。所谓“精耕”,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深耕”,但深耕所采用的方法是多次的翻耕(套耕),而不是改进耕犁来一次性达到所需要的深度。每项精耕细作措施所采用的只是体能的付出,而不是技术的投入。如中耕,贾思勰提出:“苗出垅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这种要求深锄多锄不仅见于“种谷”,也见于其它作物的种植,不仅见于《齐民要术》,其它中国古代的农书中也都有同样的内容。又如,南宋以后有些劝农文虽然也提到了一些技术性内容,但这些所谓的技术,也不过是要农民多花一些工夫在农业生产上。以黄震《咸淳八年抚州劝农文》为例,文中就极力主张多耘,说:“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

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可能对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有所帮助,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说:“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 [xxxiv]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并不等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农民的勤劳是世界有名的,但效率也是最低的,“他夜以继日的工作,不管下雪下雨,甚至连七岁的小孩、八十的老母,六个月的驴和三十九龄的牛的最后一丁点力也用上了,但也仅能糊口度日” [xxxv]。“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中国历史上的田家诗或田园诗,大多描写的是农家的勤苦。

改革开放之后,一位作家在在荷兰旅游,看到到处是井然有序的牧场,并且这些牧场都是十七世纪荷兰人的作品,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老家插队时早起用独轮车艰难地推粪上山的情景,不无感慨地说:“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xxxvi]其实像荷兰人那样用以解决低地水害的排水系统和风车在中国也是早已有之, [19]但由于人们强调体力的支出,加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像沟洫、风车这样一些技术和工具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和推广。中国农民是勤劳的,但很难说是智慧的。这倒不是说,中国农民愚蠢,缺乏学习的能力,而长期的文化积淀,使他们习惯于动手,而不习惯于动脑。

更有甚者,政治的需要和知识的欠缺,加上勤劳勇敢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建国以后,曾经给中国的农业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再到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由于盲目蛮干,无条件的服从,不尊重科学技术知识,强调人定胜天,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教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大干快上”等等口号,不进行可行性研究,盲目上马,劳民伤财,同时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这样的教训很多。政治上的失误,固然是这些运动的直接原因,但长期的文化积淀才是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直到今天,仍有“脑体倒挂”之说,而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公共意识(general will)时,人祸才有可能成为历史。

在科技滞后,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人强调“人和”,而人和又需要道德来维系,道德至上,科技被视为雕虫小技。相形之下,欧洲历史上也曾提出过“Less science than virtue”的口号, 将道德置于科学之上,但科学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而中国从汉唐到明清,乃至今日,始终没有超出“重道轻艺”的主流。

愚公移山寓言中的人和事,浓缩了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中对于人的认识各方面:愚,与智相对,是轻视智力的反映,也是轻视智力的必然结果;公,老者之谓,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品德;移山,力的表现,如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聚室而谋……杂然相许”,人和中家和之表现;“霜妻弱子”,“跳往助之”,人和中睦邻之表示;“寒暑易节,始一反焉”,人力中耐力的表现;“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人力中耐力的表现,也是人和中孝弟的表现;“操蛇之神……帝感其诚”,人和中祈报之表现。一句话,愚公移山用寓言诠释了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于人的认识,愚公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只是按照愚公精神所塑造出来的民族可以称为勤劳的民族,但是否也同样可以称为智慧的民族呢?

注释

[15] 《汉书·惠帝纪》:“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十二年三月,又下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

[16] 这一特点在五四之后,二十世纪20年代初,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见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原载1922年8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

[17] 胡适说:“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满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断绝他。所以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维’,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找真理。”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散文精品》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41-142页。

[1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九。

[19] 这位作家所见到的荷兰牧场是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楞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其实这种排水系统和《周礼》记载的农田沟洫系统非常近似。《考工记·匠人》职文:“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地官·遂人》也载:“凡治野,有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郑玄注:“沟洫为除水害”。孔颖达疏:“言沟洫为除水害者,《尚书·益稷》云:濬畎浍距川。是其从畎遂、沟、洫,次第入浍入川,故云为除水害也。”清人程瑶田指出,沟洫的作用是“备涝,非为旱也。”又据[元]任仁发《水利问答》的记载,浙西治水中就使用了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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