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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中国的应战之策

在跨世纪的未来几年中,世界经济可能出现大萧条,国内外许多人对这一前景感到担忧,本文作者却认为,如果中国应对得宜的话,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极有可能在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之中,独自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全球较大经济实体中唯一的增长亮点,并以其经济增长抵御萧条,拉住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投资出现持续高增长的时期,又有着 12 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因此投资与消费都有着极其巨大的内在的扩张潜力。同时,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在亚洲金融风暴以来,资本市场与货币体系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巨大冲击,并有继续坚强抵御外部更大冲击的能力。所以,只要政策实施得当, 1999 年乃至在跨世纪发展的未来几年中,中国极有可能在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几年中,独自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全球较大经济实体中唯一的增长亮点。

中国经济保持不衰退,不仅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抵御世界经济过度萧条,并以其经济增长拉住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不深度下滑的唯一力量,甚至会带动香港、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共同增长。这将极大缓解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亚洲国家经济所造成的进一步损害,并防止由于这些损害所导致的政治与军事冲突,成为维护亚洲地区增长、稳定与和平的重要力量。

保持投资增长极重要

为使中国经济保持不衰退,首先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1999 年如果外部需求出现明显下降,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目标就必须用国内需求补足。如果要求经济增长率达到 7 ﹪,当出口增长下降到 10 ﹪~ 20 ﹪的时候,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增长率就需要达到 10 ﹪~ 13 ﹪以上。但是根据预测, 1999 年的消费需求增长率也不会很高,可能仍低于 GDP 的增长率,如果只能增长 6 ﹪,则要求投资需求增长 20 ﹪~ 25 ﹪左右,对比 1998 年,要高出 5 ~ 10 个百分点。如果 1999 年非国有单位投资仍保持低增长,在 5 ﹪~ 10 ﹪,就意味着国有单位投资必须增长 28 ﹪~ 35 ﹪,投资额要增加 4500 ~ 6000 亿元以上,比 1998 年要多增加 1500 ~ 3000 亿元以上。

多增加的这部分国有投资,可能仍需要通过增发国债来安排。 1998 年中国政府已经发行了 1000 亿元特种国债, 1999 年则可能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发 2000 亿元以上,使当年投资性国债的发行规模达到 3000 亿元以上。根据国际惯例,国债在 GDP 中所占的合理比重,流量为 3 ﹪,存量为 60 ﹪。我国目前存量不超过 15 ﹪,流量只有 2 ﹪,距合理界限相差还很远,即使 1999 年的流量增速大一些,因为存量小,至少在未来三年内流量比重增加到 5 ﹪应该没有问题。

加强重加工业投资

除了通过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更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国家投资的需求结构,改变集中投资于基础产业的方针,增加对加工业的投资,特别是要重点增加对产业关联度最强的重加工业投资,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纲举目张,达到全面启动经济的目的。

发展经济学说明,一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是有序的。在工业化过程中,总是首先进入轻工业阶段,然后进入重工业阶段,经历过重工业阶段,则意味着工业化任务的完成,经济增长开始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所谓「后工业化社会」。在重工业阶段则可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为重加工业的发展打好基础,即重点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重基础产业,然后以机器设备投资大幅度增加为特征,进入到重加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重加工业有技术与知识密集、产业附加值高的特点,经济增长开始表现出极明显的「集约化」特征,因此被日本学者称之为「产业结构高度化」阶段。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验,这一阶段一般会持续 10 ~ 15 年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也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特征,由此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979 ~ 1984 年,农业生产出现了「超常规增长」,主要是对改革前中国农业发展过度落后的补课;以 1984 年农产品出现全面「卖难」,标志着发展阶段的转换, 1984 ~ 1988 年,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转向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轻工业; 1989 ~ 1991 年,家电产品出现「卖难」,消费品市场出现全面「疲软」,又给出了结构转轨信号。 1992 年中国经济增长再现高潮,开始出现由投资需求带动的「重化工业」增长特征。这一阶段增长最快的产业,大多是 80 年代的「瓶颈」,即能源、交通和原材料部门。 1996 、 1997 年,能源、原材料出现「卖难」,交通运力出现富裕,则再一次给出了结构转轨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重基础工业」阶段,进入到「重加工业」主导增长的阶段。

中国工业化进入到重加工业阶段,首先在国际贸易结构方面有所表现。 1995 年中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首次成为第一大创汇产品,同年,初级产品贸易出现了逆差,表明随着加工业的发展,原料性产品开始出现不足,需要进口,这与日本和「亚洲四小」在进入重加工业阶段后所出现的特征是极为一致的。国内这几年的需求结构也出现了变化, 1997 年在国家统计局重点统计的工业产品中,有四分之一的增长率比平均水平高出 3 个百分点,其中 75 ﹪都是重加工业产品。但是,近年来需求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投资结构的相应变化。例如中国对机电产业的投资比重, 90 年代以来一直停留在 5 ﹪以下, 1997 年只有 3.7 ﹪,而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对机械电子工业的投资,却始终占总投资的 25 ﹪~ 30 ﹪。中国重加工业的规模虽然庞大,但技术设备与国际水平比较相差太多。据统计,产品中具有 90 年代先进水平的只有 10 ﹪,因此无法满足国内对重加工业日益增长的需求,造成了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扭曲,这个矛盾只好通过贸易结构来校正。 1991 ~ 1997 年,中国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 15 ﹪,而机电产品进口的增长率为 17.7 ﹪,以至于基建投资中的设备部分, 65 ﹪以上用的都是进口产品。

政策引导投资方向

目前虽然国有单位投资的增长率已经很高,但非国有部分的投资仍处在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大家都认为还看不清什么是未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不知道应该向什么方向去投资。这就需要政府去引导。由于中国目前已进入到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对重加工业的改造和新建应该成为新的投资重点。特别是重加工业中的设备制造部门,由于担负着对国民经济技术基础的改造任务,更应成为重中之重。日本在 50 年代中期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时候,对发展重加工业曾经有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出台了《机械工业振兴法》,其中规定对服役期超过 7 年的机床要强制性拆除,并对进口先进的机电产品技术给予财政、税收和利息方面的各种扶持。这对日本经济进入以设备投资带动的高速增长期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中国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政府的确不应再对加工产业进行直接投资,但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还是应该的,特别是在企业界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看不清的时候,更需要政府进行说服工作,并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杠杆进行强有力的诱导和调节。可以考虑把增发国债的一部分,用于对企业界向重加工业新建和改造投资方面的投资补贴,也可以作为对重加工业投资贷款的贴息,或者作为弥补财政由于对重加工业新建与改造项目减税所造成的减收。总之,这种办法比单纯把增发的国债用于投资基础产业,效果要好得多。一方面由于重加工业的产业关联度最强,可以把启动经济的效果向国民经济整体扩散;一方面由于重加工业的盈利能力比较强,可以为财政培养新的财源,使未来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有了保障。同时还应通过立法,强制实行设备更新,通过国家行政力量创造对重加工业的需求。

国防工业提上日程

考虑到未来的国际经济可能出现严重动荡,由之可能引发国际间政治、外交与军事方面的冲突,中国应未雨绸缪,其中加强国防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一面。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除导弹和核武器比较先进以外,常规武器与国际主要国家的水平相差很大,一旦周边和国际上发生大的不稳定,就难以保证中国的国际经济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把建设的重点摆在经济建设方面,这无疑是对的。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中国外部的大的不稳定因素,可能不是以世界大战的方式出现,也不是以核战争的形式出现,而是由于周边国家或者国际上局部地区的骚乱,影响到中国边境地区的稳定、或是中国主要国际资源的获得与国际贸易通道的畅通。因此,常规军力的现代化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军事工业的主体是重加工业,增加了对军事工业的投资,也等于增加了对重加工业的投资,同样可以起到带动全部工业和总体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由于各国对军事工业的投资都是以国家为主体,政府使用财政资金增加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并未超出政府应有的作为,不会妨碍中国市场化的进程。

香港金融地位彰显

如果 1999 年世界经济发生大萧条,而中国经济因为条件独特和政策得当,成为世界经济中唯一的亮点,则世界各国的资金都会流向中国,因为只有中国具有使投资资本保值增值的能力。流入中国的渠道,可能还会以香港为主。所以,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唯一亮点,而香港则可能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唯一亮点。

中国应当把握住这个机会,争取更多地利用外资。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偏高,也应用掉一些,保留 600 亿美元就足够了。如果在今后五年内用掉 8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再借入 3000 亿美元外资,中国每年就可以由此而增加相等于 6000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加上国内配套使用的人民币资金,所增加的投资就可以达到上万亿元。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把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从而奠定中国在下个世纪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国力直趋上中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人民币坚挺有其利

从人民币汇率走势看,由于可能出现世界性的大萧条,主要贸易国家的进口都有可能大幅度萎缩,人民币贬值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即使贬值也不能促进出口。而利用外资增加,相应的进口也会增加,中国的国际贸易在未来几年内将由顺差转向逆差,人民币坚挺将有利于中国用较少的代价,换回较多的产品。由于世界性大萧条的出现,未来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呈现此强彼弱的格局,所以在中期内,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唯一处于升势的货币。

许多人担心,特别是一些境外人士担心,中国即使可以经受住外部冲击,也会由于近年来国内金融体系中的不良债权日益增多而爆发金融危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金融风险的性质与亚洲、日本和美国目前的金融风险有着本质区别。在上述国家和地区,金融风险与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于过度膨胀的资产泡沫破裂,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债权。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不良债权主要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向那些经济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长期提供贷款形成的。这些债务所对应的实物形态,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滞销积压产品,而这部分产品还不能说完全是废品,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还会有销路。此外,虽然目前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只有 2 万亿元,负债率高达 80 ﹪以上,总的看是资不抵债,但在国有企业的资产中并未包括企业占用的土地价值、无形资产的价值,以及资产重新评估后可能的升值部分。有研究估计,如果包括这些内容,国有企业资产的总值有可能升值到 10 万亿元以上甚至更多,这样负债率就可降到 50 ﹪,所以还不能说由于对国有企业有不良债权,就会酿成金融危机。

中国没有理由悲观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中也产生了许多资产泡沫,但中国政府较早地发觉了这一问题,在 1993 年 6 月以后的宏观调控中及时采取措施,没有使这些经济泡沫愈演愈烈,泛滥成灾。到目前为止,中国贷款总额中用于房地产的部分不超过 5 ﹪,可流通的股票总额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只有 7 ﹪。对比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危机国家和美国目前的情况,差别是极为明显的。这也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心来源。

中国并不希望看到国际经济发生巨大的恶性波动,但还是要从最严峻的局面打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始终比世界经济增长高出 6 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如果 1999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0 」,中国经济增长 6 ﹪也很不错;如果到 200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到 2 ﹪,中国经济增长就是降到 4 ﹪,也是巨大的成功。在逐渐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不可能再取得以往那样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也不能以经济增长率是否逐步上扬来作为判断政府启动经济的政策是否成功。中国也没有理由悲观,因为只有中国有能力在未来几年维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而在世界经济低谷中维持增长的中国,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几年后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将会大大提升,并且将为国际经济社会渡过此次危机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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